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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2-2-20 1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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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1-9-15 22:53:00

最新一期的点杂志早就出来了,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今天把专栏文章贴在这里,希望对所有读过的朋友有所启发,杂志电子版可以在这里看到。另外感谢点杂志美编的配图,很漂亮。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文/列国同仁

lieguotongren@sina.com

 

200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走过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水榭去大学听讲,刚穿过滑铁卢市场,看到两名男子从一座三层的白色小楼里出来。前面的男子亚洲模样,推着单车,身后紧跟着一位年纪稍长的白人男子。两人轻轻亲吻道别之后,那亚洲男子骑着单车扬长而去。我淡淡一笑,继续行走。街角窗台上两盆明黄色的郁金香正顾自怒放着。

 

两个大男人当街接吻,或许这一幕是许多荷兰人所习以为常的。行人来往穿梭的狭长街道里,无人围观,无人侧目,一切发生的都是那样自然。

 

掐指算算,今年正好是荷兰同性婚姻合法化10周年。2001年4月1日午夜,前阿姆斯特丹市长为四对同性恋人主持婚姻,支持者大声喝彩,保守分子直呼世界末日;10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同性恋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事实已确凿地证明,荷兰的社会基础没有动摇,更没有发生某些极端宗教分子预料中的骚乱和解体。相反地,荷兰的传统家庭价值观得以维护和加强,以旅游业、婚庆业、文化产业等为代表的“粉红经济”的异军突起令政府和无数商家从中获益。

 

可喜的是,10年里,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也步荷兰后尘先后通过了允许同性结婚的法案,这一数字还在与日俱增中。最新加入这一阵营的还包括美国人口最多的纽约州。6月24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正式签署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数以百计的同性恋者聚集在参议院大厦外和当代同性恋权利运动发源地“石墙旅馆”内外喜极而泣,以庆祝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

 

不得不说,二战结束后的几个十年中,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各国同性恋者来说都是最值得纪念的。性倾向法律发展速度之快、被移植之广令许多此领域的专业人士们也为之咋舌。

 

可惜的是,同样是地球的孩子,一些国家的同性恋者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根据国际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联合会(ILGA)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至少还有包括苏丹、也门、伊朗等在内的七个国家和地区仍然还保留着针对同性性行为的死刑法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同性恋者来说,如何保命是最为迫切而实际的问题。

 

前段时间看过的BBC出品一部名为《The world’s worst place to be gay》的英国纪录片,描述的是该国著名的第一电台主持人Scott Mills前往非洲乌干达游历的故事。乌干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中部,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口近三千万,近半数的人口信奉天主教,四成信奉基督教新教,还有约一成信奉伊斯兰教。

 

在这部长约57分钟的纪录片中,有两处非常让人触目惊心。一是乌干达全国上下兴起的革命式的反同浪潮,政府、媒体和宗教团体沆瀣一气,大有一副把同性恋者赶尽杀绝的架势。2009年,乌干达一议员起草并提交了臭名昭著的“反同性恋法案”,尽管乌干达的现行法律已经对同性性行为定罪,该法案进一步将同性恋的“罪行”涵盖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方面,并新增了包括死刑和终生监禁在内的严厉刑罚。幸好在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该法案被暂时搁浅。Scott Mills发现,乌干达警方公开迫害同性恋者,甚至鼓励国民公开举报和扭送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子女;新闻媒体则铺天盖地大肆揭露同性恋者“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同性恋者的隐私权被无情践踏;除此之外,同性恋还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是近年才在乌干达出现的“传染病”,大量有排外情绪的民众被煽动,“保护本土文化”也成了反对和迫害同性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让我想起二战期间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这种运动式的清洗行径,赋予了多数人迫害少数群体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种思想和行为的高度程式化的后果,是民众在煽动下变成一群丧失是非观念和悲悯情怀的暴徒。

 

第二个令人心痛的镜头是,当Scott Mills走进学校,想听听孩子们是如何看待同性恋时,孩子们竟一致表示同性恋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他们观念的形成来自于家长和社会,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再也没有看到孩子在恨的教育中长大再令人痛心的事了,这也同时预示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乌干达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是世界上对同性恋者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因为持有如此观念的孩子们会长大,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脊梁,而很多观念一旦形成,则很难再去改变。

 

乌干达的父母如此教育孩子,可喜的是,并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7月14日,美国加州州长就签署了一项特别有意思的法案,该法案责令辖区内学校历史教学和教材中应该包含同性恋者所做贡献等内容。于我看来,这一政令至少有三大意义,其一,同性恋者进入历史课本,彰显了加州政府正视历史、尊重历史和还原历史的善意;其二,该举措的本质是在施行一种宽容教育,有助于增强年轻人对同性恋人群的好感,减少学校内的暴力行为,营造宽松的校园氛围;其三,该举措的励志效应也不应忽视,因为它有助于让所有徘徊在自我否定边缘的同性恋学生明白,性倾向与社会价值无关,同性恋一样可以有所建树,青史留名。

 

对比加州和乌干达同性恋者的境遇,差别之大令人唏嘘。既然谈到了教育,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回到中国来,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长期饱受各方指责的中国教育都不算是成功的。因为干媒体的缘故,我听说前些年连杀四人的马加爵,还有近日被判死刑的药家鑫都是同性恋者。

 

马加爵事件已时过境迁太久,无从考证,或许只是传言。但药家鑫是同性恋的可信度比较高,据说药家鑫的律师在为其辩护时,曾试图以药家鑫的性倾向作为对其开脱的理由,但考虑到同性恋话题的高度敏感性最终作罢。据说药家鑫因为性倾向的不同曾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所以他经常身边放一把刀。可惜的是,在2010年10月20日夜,刀刺向的不是自己的胸膛,而是被他驾车撞伤的陌生人。

 

我无从去考证这位律师的说辞,但如果属实,则令人太过寒心。据有关数据显示,自杀已成为我国青少年人死亡的主因。学者张北川曾提供过这样一组数据,中国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过去几年中,美国、瑞士和爱尔兰等国的一些调查报告也都表明,青少年同性恋的自杀率远高于其他同龄人。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上述的美国加州新政就是其中之一,可惜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政策在中国还是个空白。

 

当然,中国社会大量良性机制的缺失绝不止这一处。如果说针对同性恋者的身体暴力袭击尚有一般法可以规制的话,那么语言上的软暴力行为则基本上处于法律盲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几日被媒体热炒的吕丽萍事件。这位前金马奖影后因为转发了一篇攻击同性恋者的微博身陷舆论漩涡,遭到了包括蔡康永等在内的诸多公众人士的公开批评。

 

这一新闻事件如今已基本降温,回头看看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此事的争论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名人言论自由方面,虽然中间也有几篇零星的关于同性恋在宗教上合理性的辩文,但数量和影响则非常有限。我们从这里不妨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宗教是中国同性恋群体在争取更多权益之路上必须要直面的障碍,但它绝不是最难战胜的。英国汉学家威妥玛爵士曾如是说过:如果宗教不仅仅是伦理,我就否认中国人有宗教。在我看来,将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视为多神论者、泛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实在没有什么不当。

 

但这样的结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我没有将儒家思想视为一种宗教,虽然它和宗教教义一样有着广泛的普世价值。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桎梏好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同性恋者不得不为取悦父母而压抑自己的本性,孝顺被夸大到了神化父母的地步;但也正因为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高度粘性,中国很多父母在孩子出柜后出于爱而选择理解,我相信中国民间有千千万万的“吴幼坚”。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每次我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美,那一幕会像慢镜头一样在脑中反复前进倒退,虽然这对于那对荷兰情侣来讲可能是一天中再平常不过的小细节,但对于乌干达的同性恋者来说,或许可以称之为天堂。而在乌干达等非洲、中东国家来说,同性恋者的生命权都无法保证,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奔走他乡,还有什么比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更痛苦的呢?

 

一个天堂,一个是地狱,中国就处于两者之间的混沌之中。在国际上,有关同性恋的话题被中国官方当做意识形态斗争的筹码,在联合国的一系列保护同性恋的协议和表决中,中国和俄罗斯几乎每次都步调一致地弃权或投反对票;在国内,同性恋虽称不上是一个禁忌话题,但官方不打压不提倡的模糊处理态度持续了10余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上的改观和进步。

 

其实,只要不牵扯到收养、继承、代理等法律关系时,中国很多同性伴侣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可以称之为“惬意”的,尽管没有一纸结婚证能认证双方的关系,但只要过了父母这关,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一般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甚至在大街上偶尔拉拉手也不至于被群殴吧。可是这种所谓的“惬意”不应成为中国年轻同性恋者固步自封的借口,太多公益事业需要年轻人挺身而出,种种歧视乱象还需要年轻人现身说法。

 

不过,话说回来,大环境虽然事关个体福祉,但是否是绝对性的因素则有待商榷。在被许多同性恋者视为“天堂”的荷兰和加拿大等国,近年来针对同性恋的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同性婚姻离婚率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乌干达和伊朗等国,也不能一概否认存在少数的开明之士,或许也有宽容的父母会接纳孩子的性倾向,想方设法保护儿女;或许也有同性恋者能找到值得托付一生之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将直上天堂,我们将堕入地狱。”天堂,或者地狱,都是相对而言。大环境再好,个体的幸福还需要每个人好好经营。做回自己是快乐的第一要义,善待自己、善待他人之人定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理解和支持,另外再需要一点点的缘分,幸福或许并非遥不可及呀。

 

突然想起汕头大学熊金才先生的《同性结合法律认可研究》一书中提及到的一个科学调查,即美国两位博士研究发现,丹麦的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后,平均寿命比正常人缩短了25年。如果真如此,还是奉劝那些为取悦父母而欺骗女人结婚的男同性恋们立即停止这种自杀行为,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为圆一个谎言少活25年,到底值不值得呢?

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1-9-15 22:50:00

迪克?斯瓦伯(荷兰),是世界脑神经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现任阿姆斯特丹大学脑科学教授与荷兰大脑研究学院院长,被誉为“脑研究教父”。斯瓦伯教授受“2011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邀请于9月1日来到中国,并做客搜狐聊天室,他提到一个人的性取向是在天生的,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在性激素、大脑的共同作用下确立出来。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专访脑科学教授迪克·斯瓦伯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文化客厅》。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搜狐《文化客厅》的三位嘉宾,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德博诺思维课程的培训师吴亚滨老师。吴老师旁边是迪克·斯瓦伯教授,他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被认为是脑科学教授。旁边是包爱民教授,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教授。我们面前摆的书叫《我即我脑》,我觉得名字特别有意思,包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包爱民:名字是翻译过来的。

 

迪克·斯瓦伯: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点,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大脑决定的。大脑是在遗传背景的基础上,在母亲子宫内发育阶段所受的影响决定的。它们一旦确定,就会决定我们未来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我就是我脑。

 

主持人:在母体里面其实就已经决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大脑的这一块。

 

迪克·斯瓦伯:是这样的,在母亲的子宫里这个发育阶段,大脑已经把我们的很多方面决定下来了。比如性别,你觉得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你的性取向,虽然将来才能显现,你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第三,你的攻击性程度等等。包括天赋,天赋也是生下来之后逐渐培养才显现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母体子宫内的时候就被决定下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人的大脑在这个阶段是最敏感的,会受到很多影响。这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如果母亲吸烟、饮酒,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都会使孩子受到影响,并且是终生的影响。所以,在母亲的子宫内发育阶段受到的影响,将会是终身的影响。

 

主持人:您能给准备生育宝宝的妈妈们给出一些好的建议吗?

 

迪克·斯瓦伯:首先,母亲应该过健康的生活,注意营养,不要吸引饮酒,特别是不要吸二手烟。其次,怀孕期间会很疲劳、呕吐,建议轻易不要用药,因为所有的药物你并不清楚这些化合物将来会怎么影响到孩子。此外,孕妇也不应该放在长期的压力很大的环境下。这叫应急激素,母亲分泌出来的激素当然能帮助她去应对处理压力,但这个激素是可以到达胎儿的,会抑制胎儿的大脑发育。

 

主持人:吴教授,您在斯瓦伯说完之后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吴亚滨:现在在教育上有很多假说,比如多元智能,它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智能有很多种类型,比如音乐天赋、沟通天赋、逻辑天赋等等,有若干种类型。刚才我们在下面跟斯瓦伯教授交流的时候,他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一个人具有什么天赋是在胎儿阶段决定的。在以往的教育和培训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有的人很难学会一样东西,有的人好像以前就知道突然就能幻想出来的感觉。我以往有一种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天赋,刚才斯瓦伯教授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引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应该是识别学生,而不是教会学生。你要明白每一个学生的天赋是不一样的,天生擅长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问斯瓦伯教授,我们能不能区分出来一个婴儿天赋是哪种天赋,这很困难。实际上教育是要做这个工作,也许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艺术家,但我偏偏要教他画画,最后很可能失败,也许他的一生都很失败。后天的教育和先天的基础之间必须形成一个衔接关系,必须理解人是怎么回事,教育才有可能更有效。

 

主持人:刚才说很多都是天生的,那同性恋呢?

 

迪克·斯瓦伯:是的,性取向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这是在早期大脑就被编定的,但到了青春期才出现。是因为青春期的性激素激活了大脑,这个时候才辨认出来到底是哪一种性取向,事实上性取向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在性激素、大脑的共同作用下确立出来

 

主持人:您能从大脑的角度解释一下异性癖是怎么形成的吗?

 

迪克·斯瓦伯:我们在做脑研究的时候,发现人的大脑是有性别差异的。我们做异性癖大脑的研究里,的确发现在他们的大脑里正好长有对方的大脑结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平时感觉我装错了一个身体,因为他的大脑结构是对方性别的大脑结构,所以就把自己变成对方的性别。

 

主持人:跟平常人的大脑有区别吗?

 

包爱民:比如说他是男性,非要把自己变成女性,是因为他的结构生的是女性的结构。所以,他总是觉得我现在男性的身体是不对的,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女性。

 

主持人:后期能转换过来吗?

 

迪克·斯瓦伯:不能。这叫性别认同、性别身份,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很早就决定下来了,以后不可能改变。所以到了成年,假设把大脑变成一部机器,那就是你可以跟着机器去学习,但改变不了。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性取向,人们过去100多年曾尝试很多办法改变人的性取向,给他们用男性激素或女性激素去治疗,改变性腺。甚至让同性恋去观看同性恋之间性爱的画面,给他们用点催吐剂,目的是让他们产生厌恶感。这个做法的结果是治疗师一进来,他们看到治疗师就会吐,但不会改变他们的性取向。还有把同性恋者关到监狱或者进行手术,这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因为性取向是很早就在大脑中编程编好的,所以不会改变。

 

吴亚滨:你也可以理解这本书名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大脑决定了一切。当一个男性长了一个女性的大脑,他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体错了,而不会觉得是自己的大脑错了。他会要求改变我的身体,不会要求说去改变大脑。所有的这一切确实是先天决定的,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后天像刚才提到的反射疗法,在某些病症上面可能会表现出某种效果,但是对于一些本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跟斯瓦伯教授所做的内容刚好是两部分,斯瓦伯所谈论的是关于大脑的硬件,其实你的硬件是先天决定的。这个硬件会决定你需要什么样的软件,我们做的后天的教育更多的是软件。我们一直讲思维方法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可以提高的,OK,这些都没有问题。你的软件不论怎么去调整,都是不可以改变硬件的。

 

主持人:我有一个疑问,什么都是先天决定的,软件是无法改变硬件的。我们知道这些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迪克·斯瓦伯:后天的影响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教育。教育有两个概念,一是让我们进行事实,让我们了解自己。二是让我们去学会适应已经被形成的本质,其实是改变你的行为,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要学会跟着这个本质去生活。

 

吴亚滨:很多人高考报志愿都很茫然,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其实这是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上大学,学了一个专业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应该学,或者说有人很幸运,我真的蒙对了,学这个很有天赋。这个研究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明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千篇一律的教育其实是有害的。一个班里有40个学生,培养出40个工程师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一个班40个孩子,有的会成为画家,有的会成为演员,有的会成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某种程度上,这跟我们以往的传统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同性恋,至少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办法后天去改变的。希望一切有所调整,你更应该注意的是孕期的保健,从这个角度来修正。当一切都已经铸成的时候,你去指责和“治疗”就已经晚了。这个研究从这个角度给了我们很多指引,这是很有价值的。

 

迪克·斯瓦伯:在中国我注意到所有的孩子去记、去背,书本教你什么你就去学什么,采取统一的考试。谁把事实记得最多,就会获得高分。这并不是好的做法,我建议像西方那样,去游玩,保护你的创造力。在你和大脑去玩的时候,就能发挥出你的潜能,表现出你的天赋。我建议中国教育中应该缩短学习事实阶段,更多的扩展给孩子去自由的玩耍表现自己天赋的阶段。包括每一个在座的人,以前在学校记住的这些事实,大部分都忘了。

 

吴亚滨:教育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什么是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你学习过程之后,把遗忘的那些全部排除掉,最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才是教育真正要做的东西。回忆一下你所受的教育,完整过程中那所记下来的能有多少。第二,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应该让一个人去驾驭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技术,去解除现在还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可以想像,倒退10年,你难以想象我们坐在这儿可以做这样的采访,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工种,但是现在有了。我们发现世界每天都在变,技术每天都在变,你在学校里所学的全部都是过去的,一旦走出校门之后,面对的都是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为什么有些学生走出校门之后感到很茫然,因为你所学的东西只是给了你大量的知识,但跟问题是不匹配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去用脑。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擅长做什么?

 

吴亚滨:这是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识别问题,而不是强行去灌输。我也特别希望医学研究上能够提供一些支持。

 

主持人:有没有仪器可以测一下?

 

吴亚滨:其实是有的,每一个家长要有这个意识,宝宝出生之后,你要有意识的寻找他在哪些方面有优势、有天赋,是对色彩更敏感,还是对数字更敏感,还是对图形图像敏感。你要有意识的去搜寻、去寻找,这就是个意识问题。也有一些不管怎么样,你将来必须如何,这可能是错误的。你有意去捕捉的话,你能发现孩子之间的差异。比如有的孩子从小注意力更容易被色彩所吸引,被形状所吸引,意味着他在这方面很敏感,大脑这个区域的活跃程度更高。但有的孩子会对音乐反应敏锐,不同的声音马上会吸引大的注意力。至少你有一个直观的判断,这不是特别难,关键是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些细节。

 

主持人:问一下斯瓦伯教授,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您怎么看待一见钟情?

 

迪克·斯瓦伯:要注意到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意识去做的。像开车,如果把每个动作每个情况都考虑进去,这是有意识的去做,也是不太可能的。经过很多锻炼训练之后,这些程序已经储存到小脑中了,将来开车等于是无意识的去开。很多事情学会以后都变成是自动的去做,例如在择偶方面,绝大部分是快速的,不经仔细考虑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只有停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才会做思考,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是无意识的。最初陷入爱情的时候,身体里的应急激素即压力激素是升高的,一年之后慢慢静下来,科学研究也显示这种激素的水平也降下来了,这时你再去分析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合适。

 

主持人:我们看到一些人穷凶极恶,这些人大脑跟平常人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迪克·斯瓦伯: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的确,它也是在母亲子宫内发育早期就被定下来的。举个例子,它跟睾酮是有关系的。因为男孩子在发育阶段是有睾酮的高峰,这就确定将来的生活中男性比女性的供给攻击性要强。发育阶段之外还有遗传易感性,有的人基因中有一些变异,跟早期的发育阶段相结合,也可以设定你的攻击性有多强。大脑前部前额叶区域是抑制攻击性和冲动行为的,如果一个人天生的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区域发育不良,或者后天这个区域受伤,正常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个人攻击性就特别强。比如暴力的谋杀犯,前额叶区域低下,控制不了对别人的进攻。比如是酒精就可以抑制前额叶,很多酗酒很厉害的人,瞬间没有任何理由没有原因就去攻击别人。这个部位发育一直到20多岁才成熟,因此十几岁的青少年是不成熟的,再加上青春期体内性激素会升高,所以你会看到青春期孩子的反常行为,中国称为叛逆性行为。事实上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完全对自己负起责任,前额叶控制的结构还没有成熟,但性激素却调动起来了,会做出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大人们会很吃惊。还有一种是精神病,以荷兰监狱为例,大概90%关在监狱里的谋杀犯实际都是精神病。

 

主持人:刚才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具有攻击性,从教育来说,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如何应对这一个阶段?

 

吴亚滨:还是那个话题,后天怎么去应用和驾驭你的大脑,需要一种方法,我们经常讲思考方法。很多时候在青春期阶段,孩子跟家长之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硬件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一种好的沟通机制。两个大脑里运行的软件不一样,所以会表现出来我所表达的观点你不认同,你不认同对这个观点又没有办法去分析、去拆分,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我们在教育过程实践中发现,通过思维方法对家长和孩子同时训练,他们会多一种沟通的语言,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用同一种方法去看,发现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除了大脑本身以外,还有成长环境和背景的问题,这会导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偏差、有不同。其实青春期主要的矛盾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表现出来的是代沟,两代人看待一件事物的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价值观不同。我们对于价值观怎么认识?确实有很多是先天的,但后天的思考方法会引起你的生理变化,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影响到大脑的反应,就会表现出行为上的影响。当你有一个好的思维方法去调整,就可以更合理的使用大脑。这样避免大脑产生不必要的激素类的东西,这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斯瓦伯教授,您能不能提几点有效的可行的提高记忆力的方法。

 

比如可以通过联想做到。记忆其实就是学习你感兴趣的东西,不要逼着自己去学习。学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个记忆的过程,你会觉得学的非常快。每个人出生都是带有一定天赋和局限性的,我们就是应该让孩子去自由选择,发现他们的天赋,不应该强迫他们学一样东西达到一样的天赋,而是各有各的特点,发挥自己的潜能,避开自己的短处。其实记忆就是学习,可能你发现效率提高了,实际就是你把你的天赋调动出来了。

 

主持人:大脑如此重要,能不能提几点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大脑。

 

迪克·斯瓦伯:大脑非常重要,应该好好保护,但最关键的时期是出生前和刚出生后的发育阶段,你要好好的刺激,因为到了成年能改变的就很少了。你会发现尽最大的努力却只能改变一小点,际纠正的是行为但改变不了特性。出生后的早期,如果一个婴儿受到忽视,他的大脑也是有问题的。

 

吴亚滨:当一个婴儿出生之后,他的大脑还是在继续发育的。这个过程大脑是需要足够的氧气供应,包括到小学阶段,大脑还是处于发育阶段。这时对于大脑的供氧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迪克·斯瓦伯:大脑要想做工,就需要能量,功能性核磁共振就可以看到,一个大脑活动的时候,那个区域需氧量就会增加。所以,大脑会根据需要提供氧气。我们看到的那些功能性核磁共振很漂亮的图,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在用氧,看的时候是这个脑区,听的时候是另一个脑区。

 

吴亚滨:本质上我关心的是,比如一个小学生,他是不是需要一些有氧运动来提高他的心肺功能。

迪克·斯瓦伯:它会刺激大脑的。本身环境中的氧还是够的,但运动是可以刺激大脑的。

 

主持人:今天的《文化客厅》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知识,谢谢大家!

 

来源:http://book.sohu.com/20110902/n318175273.shtml

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1-8-14 22:49:00

 

昨晚北京下大雨,雨霁时分,开始做梦。

 

梦到他,梦到他和一个女孩子一起,为我打了一副棺材,青铜浇筑,无法言表的肃穆。

 

掐指算算,和他分手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眨眼没了踪影,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遇到很多人,我从一个青涩的男孩长成了男人,却还会时常想起他,梦到他。

 

其实,每次梦醒之后都会觉得难过,难过的并非我们没能在一起,而是这段梦魇这么多年一直纠缠着我,我却毫无反抗之力。我只是想知道,一段旧情到底可以伤多少年?这道伤疤又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平复?我没有答案。

 

可笑的是,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时间回到10年前。记忆随时光变得模糊,但一些残存的细节却莫名突兀地清晰起来。

 

像当时和如今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们通过网络相识,一篇新闻跟帖使两个原本陌生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先是电子邮件来往,后是书信。那年的夏天,看到消瘦清秀的你走出火车站的那一瞬间,我兴奋地大叫出你的名字。

 

记得你笑着掐我的脸,那或许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有人这样做过;记得见面第一天入睡前你要我的拥抱,那时的我甚至是一个连接吻都不会的孩子;记得你缠着让我唱歌,害羞的我慌忙拒绝,而如今我学会很多歌却再也没有机会对你唱起;记得我抱着你在床上一起看《济公》,你扭头调皮地轻吻我一下;记得永别那天你手指的冰凉,头也不回地搭上返校的巴士……

 

其实,如果我可以选择,我愿清空对你的所有记忆,但这些琐碎的点滴就像吸盘一样跟着我一起成长,又或像一处难看的纹身一样难以抹去,时隔这么多年,它却还在纠缠。

 

有人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佛陀也说,贪执是一种罪。因为太过喜欢而得不到,所以越发觉得它珍贵;因为得不到而成为一种遗憾,于是背着这份遗憾生活很多年。我或许就是这样。

 

毕竟我曾那样纯真而没有保留地爱过你,虽然这份爱没有换来你等同的回应。

 

至今还保留着你的QQ不忍删去,虽然很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有时还是会莫名地关注你更改后的签名,从只言片语里去揣测你的近况。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是否结婚生子?是否找到值得托付之人?

 

我很好,在这里简单地活着。你知道吗?在你之后,我找到另外一个人,虽然他不完美,但他是我的宝。他给了我你所没能给我的安定、诚实和宽容。我为了他可以放弃整个世界。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磨难,很多次分别,但我们没有放弃,今年已经是我们相爱的第九个年头。

 

而我们曾经有过的一切,如绽放在我的生命长河里的一场烟火一般,虽绚烂却短命。烟火已冷,我还需捡起灰烬,一步步艰难走下去。

 

在这个夏末的普通早晨,我写下上面的话,这是你不知道的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纪念我们死去的曾经。

 

而我要做的就是珍惜眼前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无法看清,如果不珍惜当下,眼前人或许会变成另外一个留给我们遗憾的人。生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而有些遗憾是难以承受两次的,不是么?

 

2011年8月14日10:23于北京

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1-5-30 0:04:00

 

小人物有大力量

(文:列国同仁 lieguotongren@sina.com

 

曾不止一个老外朋友这样对我说过:和中国人不能谈生意,也不能和中国人谈政治。关于前者,与近年来中国毁誉参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质量有关;至于后者,则与华人对参政议政漠不关心的政治生态有关。

 

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偏颇,甚至有些刺耳。仔细想来,却倒也并不失实。中国人骨子里逆来顺受,相比于坐而论道大谈特谈政治体制,中国人更关心身边的那点儿家长里短;中国人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十分倦怠但又异常依赖,小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呈现高度粘性,却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直接导致了华人群体在整体上的貌合神离,以至于无法真正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种奇怪的政治生态在中国同志群体身上则尤为明显。

 

很多同志对同志公益事业不感冒,并非是因为他们认为同志公益事业不重要,而往往是存在着“我能力有限”或“少了我一个也无妨”的心态。

 

这些人殊不知,在历史上,很多被同志群体乃至被整个社会誉为平权英雄的人物,还有那些最终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变法的人物,都曾跟我们一样默默无闻,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小人物青史留名

 

5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反恐同日,这一创立自2005年的纪念日已俨然成为世界性的节日。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是,创立世界反恐同日的幕后英雄是一位年仅34岁、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黑人小伙Louis-Georges Tin。

 

法属马提尼克岛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经济落后,民风凋敝,岛上甚至连一家同志酒吧都没有。Louis-Georges Tin1977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等收入家庭,父母是中学老师,且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当他10岁时就发现自己对同性的倾慕,但接下来的10年里,他不得不把这一秘密埋藏心底,直到19岁在巴黎上大学时才正式出柜。令他倍感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和朋友都最终接纳了他。但令一心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的Louis-Georges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他在大学内正常的执教工作和学术研究被百般刁难,他甚至曾一度打算放弃学术研究。面对着来自社会的歧视,Louis-Georges以非常激进的状态投身到公益活动中去。2003年前后,Louis-Georges萌发了创设一个节日以纪念1990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目录中删除的想法,2004年他正式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得到了全球2万4千人和大批著名的同志组织的签名支持,从2005年5月17日开始,一年一度的世界反恐同日活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年的这一天,无数世界各地的同志会以游行、集会等各种形式走上街头,呼吁消除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仇恨和暴力行为。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美国同志组织“美国同性恋亲友会(PFLAG)”的创办者Jeanne Manford是一位干了30年小学老师的纽约普通妇女,作为同志母亲,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暴徒袭击而警察站在一旁置若罔闻时,她向报社控诉的一封信让她一夜成名;1984年美国人权奖获得者John J. McNeill年轻时是在二战中被德军扣押的战俘,在近40岁时才有了牧师的正当职业,因为他长期坚持从宗教层面研究并肯定同性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最终被教会驱逐;创办美国最大同志组织“美国人权战线”的创始者Steve Endean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在成为美国政坛首位同性恋说客之前,他一度穷困潦倒,不得不在同志酒吧当前台帮人看管衣帽度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说明就算名留青史的同志领袖们,也往往都曾是不受人关注的小人物,但他们身上唯一共通的一点是他们对爱、自由和平等信念的强烈的向往和追逐,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权益的伸张,更多是整个同志群体的福祉。就像Steve Endean曾说的那样:同志群体内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而不仅仅是我身边认识的那些人。

 

中国同志应勇于现身

 


近些年来每逢世界反恐同日和同志骄傲月,中国本土的同志组织都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但鉴于大陆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些纪念活动往往都呈现出形式单一、参与人数少、影响力小的特点,这些特点折射出了中国同志组织举步维艰的现实困境。中国同志组织在自身合法性问题上举步维艰,诸多组织为争夺资金和用户争得头破血流,同时,人口基数相当可观的同志群体躲在暗处,要么对这些公益活动置若罔闻,要么长期持有观望态度,如何发动更多的人投身到同志公益活动中来,如何培养更多具备领导力、执行力和营销力的同志领袖,势必将成为接下来几年乃至十余年中国同志组织直面的最迫切的命题之一。

 

正如我过去多次讲过的,我个人认为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对于中国还太超前,同志组织应将有限的资源放在增加同志群体的可见度、宣传科普和反歧视上,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同志出柜,通过提高同志人群的可见度让更多大众明白原来同志就在我们身边,让他们知道同性恋不是心理变态或扭曲,而是跟他们一样活生生的会哭会笑的普通人。过去几年里,有一些同志活动令人印象深刻,如2009年两对同性恋情人在前门拍婚礼照,如去年同志你好微笑征集活动等。这些活动目的性明确,操作性强,不跃进也不胆怯,应成为接下来同志组织在世界反恐同日和同志骄傲月期间布局和行动的范本。

 

正如笔者之前提到的,小人物身上或许也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普通人的力量汇聚起来足以撼动山石,同志事业的确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无论是一元钱的赞助还是一篇讨伐伪科学的檄文,哪怕是一次转帖或投票,都是必要且急切地被需要的。

 

文末,我不妨引用电影《外出就餐3》中主角Casey的那段独白与大家共勉:我以前觉得,中心(公益同志组织)跟我没关系,我曾以为这里是些老年人寻找嘿咻的场所,不过一个朋友强迫我来这里做志愿者,当和这些中心里的同志面对面时,我发现我错了,他们掏空钱包、竭尽全力,只是为了确保我这样的人不再经历他曾面对过的重重磨难,努力帮助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而他只是这儿很多人中的一员……

 

世界反恐同日和同志骄傲月即将来临,几个小点子与读者分享:

 

1、将6月16日(取谐音“露一露”)定为中国同志出柜日,在这一天,同志网站集体发声,鼓励中国同志勇敢出柜,展露出真实自我,用相机记录面孔,用文字诉说心愿。


2、5月17日世界反恐同日当天,同志网站集体行动,征集100个同志人群遭遇歧视的故事和案例,邀请律师和专业人士作答,编辑成册后供网友在线阅读,让普通人群知道在遭遇歧视时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


3、5月17日世界反恐同日当天,以“容纳多元 消除歧视”为口号制作一套或多套博客模板和主题Logo,呼吁同志博客下载使用,通过微博进行传播。


4、5月17日,召集同志组织和网站,成立工作小组,搜集2011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姓名和工作单位,制作宣传手册,征集名人、网友和社会组织签名,2012年全国两会前邮寄给代表委员,呼吁代表委员关注性倾向少数人群权益,将反歧视提案议案带上两会。


5、同志骄傲月期间,召集有影响力的同志组织和同志网站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和对同志友好的媒体人士出席,确定每年六月的某一天,同志组织和网站在这一天组织活动,集体发声,制作专家和对同志友好的媒体人士名录,维持长期良好互动关系。

 

(最新一期《点》杂志专栏文章送上。杂志获取方式见友情链接内《点》杂志官方博客。)

列国同仁 发表于 - 2011-3-28 18:09:00

 

这是前段时间为《点》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今天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2011年,我们结婚去!


文/列国同仁
lieguotongren@sina.com

 

2010年的尾巴,一个人的日子越来越难。猪肉在涨、果蔬在涨、房租在涨,一把通胀之火将我们烧得体无完肤。单身已不再适应如今的城市生活,找个人来分担生活成本,成了再聪明不过的选择。

 

2011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趁着2012世界末日还没来,单身的兄弟姐妹们该行动起来,在这个漫长的冬天里好好冬眠,来年春暖花开时一起去许下爱的誓言!

 

可是接下来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结婚?

 

答案无外乎有三个选择,本期专栏不妨就为你梳理一番,想成家者对号入座。

 

移民婚姻——
并不适合所有人的最佳选择

 

目前世界上已有10个国家和墨西哥、美国部分地区允许同性结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同志群体生存和生活的自由度较高,注册结婚的同志伴侣多数都能得到与异性恋伴侣基本等同的民事权利和福利。

 

当然,或许有些人觉得只要两个人相爱,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一样生活惬意,并不需要一纸结婚证书。此言或许不虚,但你是否试想过这样几种情况呢:当你的男友或女友不幸罹患重病,而你却没有权利探视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当你的男友或女友不幸离世,而你却没有权利继承遗产;当你和伴侣打算收养孩子享受天伦,而你却不得不面对苛刻到几乎残酷的中国收养法……在这些情况下,一纸结婚证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在目前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和地区中,并非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适合移民。以荷兰为代表性的欧洲国家为例,尽管欧洲尤其是西欧是目前全球保护同性伴侣权益的最佳典范,但欧洲向来以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臭名昭著。南非、阿根廷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虽然允许同性结婚,但她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显然并不是国内许多同性伴侣的向往之所。相比之下,加拿大经济发达,社会安全稳定、华人人口基数大,移民政策相对宽松,显然是移民结婚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移民。虽然各国移民政策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大致都可以分为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劳工移民等几种,其中,以吸引外资和高学历人才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成功率更高。对于前者来说,移民国往往对申请人的净资产、工作经验和投资额有较高限制,比如加拿大联邦对投资移民的基本要求就包括至少160万加元的净资产、拥有企业管理经验和不少于80万加元的移民基金等要求(1加拿大元约6.6元人民币)。对于后者来说,加拿大基本上采取的是对学历、语言、工作经验、适应能力等项目的综合打分制,学历高、专业稀缺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劳动者更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大多数没钱没学历的年轻人来说,以先留学后移民的“曲线移民”的方式也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为了吸引高学历的留学生,就推出了允许留学生在毕业后再滞留一年用以求职的新政策,一旦有经济实力的雇主愿意雇佣你且你的居住年限、语言及适应能力过关的话,成功移民也并非遥不可及。

 

总之,对于中国同志伴侣来说,移民结婚虽然能换来一纸真正的结婚证,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移民结婚一般周期长、花费高、华人社区对同性恋宽容度相对较低、西方国家恐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存在,使打算走这条路的同志朋友仍需谨慎行之。远离我们出生和长大的祖国,异乡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之大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形式婚姻——
两全其美背后的诚惶诚恐

 

形式婚姻对于很多同志伴侣来说并不陌生。为扫盲起见,简言之,形式婚姻指男同志与女同志组成的无性的形式意义上的家庭,在有些情况下,是一对男同志伴侣与一对女同志伴侣组成的互助婚姻。

 

对于很多同志来讲,形式婚姻看似是两全其美的选择:当事人不必出柜,自然无需面对出柜后带来的诸多麻烦;和异性假结婚,自然可以不再承受父母逼婚带来的压力,只要男女双方配合默契,自然足以瞒天过海,夫妻表面上看起来“相敬如宾”,背地里可以各自找各自的乐趣,过上几年再找个感情不合的借口离婚,也算是对父母有所交代了。

 

但形式婚姻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首先,虽然目前已出现了大量提供形式婚姻服务的婚介网站和机构,想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到“门当户对”的男同或女同却绝非易事。其次,形式婚姻对于双方的耐心、包容和默契程度要求甚高,争吵和扯皮尚属小事,一旦穿帮则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形式婚姻存在着较高的法律风险,包括财产、继承、子女、赡养等问题都需要双方在结婚前一一理清,必要时需要进行公证。

 

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男同和一女同形式结婚后,女方竟对男方动了真心,百般纠缠无果之下,女方一气之下向男方父母道出了实情,并闹到了男方的单位,为彼此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心理伤害。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有多大,目前国内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供借鉴,但这个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极端案例提醒着那些打算或已处于形式结婚的同志们,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说谎高手,或者你对你找到的“搭档”并不完全放心的话,形式婚姻可以再缓上一缓。

 

仪式婚姻——
苦中作乐却心怀坦荡

 

2010年年初,成都的曾哥和小潘的婚礼曾经引发了国内诸多媒体的关注;在2010年即将结束时,江苏常州又传来好消息,40岁的张真和20岁出头的英梓在300多位朋友的祝福声中也许下了爱的誓言,媒体称之为江苏第一场男同性恋婚礼。

 

在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领结婚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办了喜事新娘才算“过门”,这种对婚姻仪式重视到几近偏执的传统是几千年来老祖宗们传下来的。这一传统的存在促成了成都和常州的两场同性恋婚礼,虽然这种仪式上的结合毫无法律意义可言,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渴望。换言之,仪式婚姻虽然并不受我国法律保护,但对双方也存在一定道德上的约束力,结婚的双方也自愿承担起互尽忠诚、尊重和扶助之义务,在亲友们的参与和支持下,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更加稳定和牢固。

 

虽然仪式结婚的双方无法像结婚男女般享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和福利,但双方可以使用一些必要的“取巧”的手段来规避法律风险。比如在财产问题上,双方可以作出书面约定;比如在继承问题上,虽然一方并不自然享有继承的权利,但一方可以采取“遗赠”的方式来明确身后事。

 

对于那些暂时没有条件移民结婚和不愿意踏入形式婚姻的中国同志伴侣们来说,仪式婚姻周期短、成本低,操作性强,值得一试,当然这一切必须以出柜为前提,只有两个人参加的仪式显然称不上是一场婚礼。

 

无论是选择移民婚姻、形式婚姻还是仪式婚姻,都需要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婚姻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不结婚的情侣也许会幸福一辈子,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

 

尼采曾说过,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无论结婚与否,中国的同志都应该不妥协、不气馁,充分肯定、悦纳和爱护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不会给自己的另一半带来幸福。

 

2011年,让我们都去结婚吧!

 

 

《点》杂志第12期封面。索取杂志请登录《点》杂志官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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